论伊林·费切尔的生态文明观念(下)
发布日期:2019-04-09 来源:原创 阅读: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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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切尔认为,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的技术时代和“技术国家”概念在讨论生态问题的语境中比在任何其他语境中都显得荒谬。面对环境破坏、资源枯竭和人口过剩,一种最常见的回应是略微限制旧的技术进步主义(the old technological progressism)。但费切尔认为,我们在计算时必须考虑新的因素,将来必须巧妙地说服众多人口以阻止消费主义的增长。技术进步主义并没有提升人性,反而贬低了人性。在人性堕落的情况下,人类创造的独立中观系统(an independent middle-range system)的不自觉的、盲目的征服行动必须被人与自然共存的国际化协调行动所取代。人类必胜的盲目的生物学信念相继得到了神学、哲学和科学的支持,已演变成各种系统设计的征服自然的理论和实践,从启示的神学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莫能外。但只有最晚近的两种形式——工业系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版本才把这种必胜信念转化为地球的头号危险,因为它受到了物质主义武器的支持。


费切尔批判了工业文明的技术进步主义之后,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期盼。他说:“期盼中的、被认为亟需的生态文明——不像舍尔斯基(Schelsky)的技术国家——预设了一种有意识地调控体制的社会主体。它将以人道的、自由的方式得以实现,而不是由服务于世界范围之生态专制的专家团队去做。如今,热望无限进步的时代即将结束。人类认为自己可以无止境地征服自然的时代业已受到质疑。正因为人类和非人自然之间和平共生的仁慈生活方式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对无节制的技术进步才必须加以控制并设限。”


在费切尔看来,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消除占有性人格结构(possessive personality structure)并不是象牙塔里筑梦者的乌托邦,而是向未来的生态社会(ecological society)转型的先决条件。老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进步信念预设物质生产可无限持续增长。我们必须告别这种进步信念,而确立以创造和保护人类生活条件为目标的质量进步(qualitative progress)信念。如果我们坚信能源和原材料的有限性以及保护生物圈的必要性,就必定认为如下两件事中的一件必然会发生:或者社会冲突因线性经济增长受阻而加剧;或者进行走向生态文明的改革。我们不可能在确保技术发展和货物数量增长的同时而在贫富悬殊的条件下保持社会和平。


费切尔说:在马克思看来,工业资本主义的进步动力(evolutionary dynamics)在生产力发展尚未达到足以满足所有消费者的需要的水平时就会消耗殆尽。但是,如今坚决改变这些仍然很盲目的动力之步幅和方向,以便保护生物圈,说到底也是保护人性,才是最重要的。世界市场的形成既得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赞赏,也得到了马克思的赞赏,但它带给地球人的祸害至少与福祉同样多。它未能带来自由贸易支持者们所期待的和平,因为工业国的经济霸权摧毁了非工业国家或民族的独立经济和文化体系。单一种植使非工业国完全依赖于单一产品的世界市场价格,从而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弱不禁风。在19世纪,英格兰的殖民地爱尔兰因单一种植土豆而导致上百万人的死亡,这是世界市场导致严重灾难的第一个案例。各国应根据地方和区域需要而重构其经济,以避免经济、政治依赖和生态危机。非工业国应学会避免欧洲、北美和日本带给它们的危险。工业国家能给的最佳援助应是适合地方使用、亲环境、劳动密集的发达技术和把自己的同类和地球当作必不可少的伙伴而不是无情控制和剥削的对象的态度。


在“论进步的辩证法”一文结尾,费切尔说:“你或许有这样的印象,我力图强行把当前各种可能的问题都整合到一个统一综合体中——生态问题、地球财富在民族以及个人间的不平等分配问题、占有性个人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可疑本质问题、当代科学和技术不断加强对自然的征服的问题。但我并非生拉硬套地指出这些问题的互相缠绕,它们就是事情本质的部分。没有勇气和决定性能力去一起解决这些问题——或至少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就不可能克服那些威胁符合人性条件的人类生存的危险中的任何一个。”


二、对费切尔生态文明论的进一步阐释

费切尔所批判的工业文明既包括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也包括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工业文明,或说,现存的工业社会既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也包括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t)社会[1]。资本主义无疑继承了源自欧洲启蒙的科学-技术进步主义(scientific-technical progressism),从而既用科技征服自然,也用科技剥削人民。社会主义同样继承了进步主义。欧洲启蒙时期的进步观念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科学对自然之因果结构的洞察日深,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日增;二是挣脱了传统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枷锁可获得解放。这两种进步概念都汇入了社会主义之中。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模式是相似的,所以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关于控制的意识形态也是相似的。因为现状是令人不满的,人们就不断追求未来的进步。因为追求更加自主和民主的目标被排除了,剩下的唯一的进步便是消费的增长。但通过征服自然而让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了严重的环境破坏。费切尔认为,资源的限制,最重要的是,环境边界的萎缩表明,“无限进步”所必须满足的条件越来越不具有现实性。除非两大阵营愿意以毁灭环境的方式集体自杀,就必须纠正它们的“进步主义”。


费切尔作为一个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当然不会拥护资本主义,事实上他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反思和批判,他指责了资本主义工业国对非工业化国家或民族的剥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贫富悬殊、资本主义文化的贫乏、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等等。但费切尔对马克思、恩格斯以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也进行了批判,例如,在“20世纪社会主义目标的变化”一文中,他就批判了社会主义的七种错误,包括生产资料的公有、同质化人道主义、缺乏反思的平等主义等等。费切尔自称,与阿多诺、霍克海默、施密特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比较,他自己是最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珍惜文化多元性、个人自由和民主,他所期盼的社会主义不是那时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而是民主社会主义[3]。费切尔也称民主社会主义为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humanist socialism)或人道的社会主义(humane socialism)。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他期盼的生态文明的基本社会制度是民主社会主义。


工业文明的种种危机使得西方提出了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的口号,文化革命意味着对工业社会之文化价值,包括勤劳、节俭、成就、进步,的超越。尽管认同文化革命运动的人们大多知道该反对什么,却很少知道该追求什么,几乎所有人都提出了浪漫而怀旧的计划,而计划失败后又会顺从,但是费切尔认为,有必要严肃地把这些趋势当作人们已准备进行文化革命的象征。一种新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即将出现,它将奠基于去中心化的自治单位,并尊重民族和种族的独特性。生态危机向社会主义者表明,“用技术征服自然的无限进步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发现不同品质的生活方式以及不同的生活目的,从而为人们提供满意且和平的生活,而不是消费稳步增长的幻觉。”


费切尔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解既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又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启发。费切尔认为,人因为两种原因而依赖于自然,首先因为人自身的生物本性,其次因为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自然的这种“不可利用性”(unavailability)蕴含了保护、照料自然的道德责任。海德格尔说人是“存在的守护者”就是用有点儿神秘的隐喻表达了这种自然(存在)观。其实可简明地归结为对人之依赖于自然的承认。自然不是可供我们任意操纵的处置物。如果我们希望自然为人类后代提供生活必需品,就必须关心护持自然。人不是存在(自然)的君王式的主人(sovereign master),而是自然的微小部分(a piece of nature),人可以面对自然,也可以像在花园中一样和谐地遵循着大地的法则而劳作。这便要求人遵循自然律令而安于谦卑的地位,人可通过科学的洞见而理解自然律令,而不该利用科学去加强对自然的征服。人类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精灵,也不是自然的主人。顺从自然的洞见蕴含对人类目标之界限的自觉以及尊重这些界限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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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规划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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